中国的崛起

——本土化宣教运动的反思

                       作者：爱华

21世纪全球最令人瞩目的进步之一就是中国的崛起。尤其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全面开放，更广泛地参与到全球事务和贸易中，大步向前迈进。随着每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中国无疑已经成为当今时代全球新兴经济和政治超级大国。

在这种全球化局势下，中国教会也实现了爆炸性增长。据估计，基督徒人数已达5千万至1亿3千万。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大规模的城市化，因此中国教会的模式也已经从农村家庭教会（大部分信徒是老人、妇女、教育程度低者和务农人员）转型成城市家庭教会（信徒包括专业人士、学生、学者和海外归国人员）。然而这两种教会的界限并没有那么明显，农村家庭教会仍在城市宣教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由祷告支撑的福音和宣教事工一直是中国教会的核心价值。

众所周知的“回归耶路撒冷”(BTJ) 运动呼召中国基督徒将福音一路向西传回耶路撒冷，在此之后，中国教会在其宣教使命中经历着什么？他们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哪些教训？他们能为普世教会做出什么贡献？能从普世教会学到些什么？中国教会将面临怎样的机遇和风险？本文简要描述了本土化宣教运动(IMM), 也就是中国宣教运动(CMM) 的现状，并从宣教学角度对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事工做出了整理和思考。

追溯——回归耶路撒冷(BTJ) 运动中的陷阱

回归耶路撒冷(BTJ) 运动起源于二十世纪20年代山东的“耶稣家庭教会” (Jesus Family church) 的异象。在40年代，一小群中国基督徒发起了传福音运动。他们的异象就是把福音带到中国偏远地区，然后通过西南、西北双线延申，经过中亚和中东，一路传回耶路撒冷。他们形成了这条“回归耶路撒冷运动福音带”，并且有一小队先锋宣教士向新疆出发了。先锋队打算学习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最后走出中国，到达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地区。可惜，正如保罗•海特威(Paul Hattaway) 和很多其他访谈者所写的，这个小队最远只到达了喀什葛尔[1]（中国新疆西部城市——译者注）。

在九十年代后的家庭教会复兴运动(House Church movement)中，这个异象更新复燃，并在世纪之交作为一项宣教事工通过赞美诗、文章、书籍、聚会和网络讨论的形式迅速传播开。据称，有十万名中国宣教士将被差派去穆斯林地区，并最终会前往基督教的发源地耶路撒冷。根据这个异象，中国教会借此就可以手握福音最后的接力棒，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完成大使命。

当后基督教世界的西方教会对这项使命激动不已，满怀期待的时候，中国教会作为这项运动的实践者，直接经受着它带来的疼痛、焦灼和沮丧。这场运动也毫无疑问饱受争议，带来很多的质疑。

第一，准备不足

差派十万名中国宣教士固然雄心壮志，但这与中国教会的真正派遣能力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中国教会口口声声说很重视这项大使命，还满怀激情地奔赴苦旅，但其中大部分教会仍处于预备阶段——急需培训、动员，急需建立健全的体系结构、资源和支持网络。中国教会的领袖们有一句自嘲：教会老是“只动口不动手”，“有感动没行动”。中国教会的特点之一就是冲动[2]，这需要通过理智的规划方案、合理的差遣机制、健全的支持体系和完善的实际策略来平衡。

第二，属灵基础薄弱

统计发现，走出中国国门的宣教士中，放弃率高达90%。一些返回的宣教士接受采访时称，他们失败的宣教经历是一次“炮灰”之旅。他们筋疲力竭，失落沮丧，羞愧难当。有些宣教士出发时是单身，回来后就后悔错过了结婚的机会。有些人自责他们宣教的失败让教会蒙羞。这对于成长在荣誉/耻辱文化传统里的他们来说，是对属灵生命的一次打击。他们中有些人甚至放弃了信仰，自杀事件也偶有发生。除此以外，那些重新回到宣教工场或留在了宣教工场上的人，那些继续凭借忍耐勤耕不辍的人，往往背后没有差遣教会或机构的鼎力支持。

放弃率如此之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跨文化的障碍，还有两大主要原因影响着中国宣教士：缺乏自我关顾和外部关顾。这种社会上的“成绩至上”的文化波及到教会，也影响着信徒的属灵生命。似乎谁能让更多的人信主谁就是赢家，谁就会在神面前更蒙神的喜悦。如果谁结得福音果子数量不令人满意，就会被教会抛弃或者失去支持。例如，一个家庭教会的团队差遣了四组宣教士去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四年之后，一间教会都还没有建立起来，他们还在学习当地语言文化的阶段，由于他们结得福音果子太少了，所以被教会撤回。根植于“成绩至上”文化中的严重信仰贫瘠是导致中国宣教任务“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缺乏坚实的宣教学思想

云弟兄在他著名的《天上人》中说，中国宣教士接受的宣教培训就是如何在痛苦和迫害中生存。他们随时准备着接受拷打、身陷囹圄。尽管这对于信仰基本自由的发达国家来说是值得称赞和鼓舞人心的，但对于在不了解当地文化、语言、世界观、基本生活技能和人际关系的情况下让一个人在充满敌意的异国他乡生存是否值得，仍然存在疑问。

除了对跨文化宣教事工的天真想法，更受海内外人士质疑的是，他们的神学基础和宣教理念不是建立在圣经真理基础上的。该末世运动认为：为了迎接基督再来，中国教会要接起最后的接力棒并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才能实现全世界福音化。

这种说法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其中包括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金牧师。金牧师研究了回归耶路撒冷运动异象的圣经基础，将其与西欧的替代神学（Replacement Theology）和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区别开来。金牧师在普世救恩和基督教与以色列关系的特殊性的观点中找到了平衡[3]。显然他对圣经神学的思考是伴随着城市教会的不断发展和成熟而来的。福音只向西传的观点与圣经中的真理背道而驰，洛桑运动（Lausanne movement）称这个真理就是传福音要“从地极到地极”。

除此之外，这场运动在细看之下还有其他问题。比如，《天上人》的作者云弟兄是否是运动的合法发言人；该运动在财务方面是否有健全的责任制；发布的内容是否真实透明。尽管如此，中国教会仍在神的恩典之中以其蓬勃的生命力成长着。这些方面的缺乏并不代表他们的“器皿”里空无一物。相反，神已经给了他们奔赴万国的才能和恩赐。

中国教会可以从内在的属灵财富中有所收获，带着托付给他们的福音接力棒继续前行。

内窥——内在的属灵财富

目前，中国宣教运动主要在家庭教会的范围内开展。官方教会，也就是三自教会，大多并不提倡宣教或传福音使命。传统农村教会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差遣大批跨文化宣教士出国。不断发展的城市教会有引以为豪的专业技术和语言技能，他们物资丰富，与海外教会联系紧密，他们渴望开拓宣教事工并差派宣教士去中亚和阿拉伯国家。但是他们缺乏农村教会那样的属灵基础。

“宣教中国2030”与洛桑运动联系紧密，是城市教会领袖在2013年发起的宣教运动。2015年其第一届大会在香港召开，之后是2016年在韩国济州岛举办的第二届大会，然后是2017年在泰国清迈。这项运动号召中国教会应该力求至2030年送出两万名宣教士，来偿还二百年以来外国宣教士被派来中国传福音的债。虽然每次大会都有几百人立下宣教志愿，但真正行动的寥寥无几。这正应了一句俗话，“光打雷，不下雨”。

在这种中国宣教运动的大背景下，教会应深入探寻自身的属灵积累，学会如何从中汲取力量。

第一，家庭教会运动的传承

家庭教会运动中的见证和圣经基础宛如一口口源泉，全球教会和中国教会的当代信徒都可以从中汲取力量，学习经验。家庭教会运动是一项草根运动，有以下五个主要特点：[4]

—以圣经为中心

—对祷告有坚持

—对传福音有激情

—从苦难中有得着

—对神迹有期待

也有人聪明地使用3个P总结其特点：父权领导，遭受逼迫和坚守祷告（patriarchal leadership; persecution and prayer）。声称父权领导是不完全准确的，因为许多教会事工实际上是由女性领导人开始和维持的。这些中国教会基因中的显著特点勾勒出了新约早期教会的特征，并呼吁全球教会回归基督教传统的根源。这些都是从原本扎根在农村的中国家庭教会运动的无数见证里总结出来的。据说这也是中国教会在1990至2010年间实现惊人发展的“秘诀”。

在此期间，很多海外教派及其秉持的神学观点涌进中国，试图帮助教会发展。他们同样有意无意地带来了来自他乡的福音——他们自己的神学观点和宗派信仰、体系结构和传道模式。中国教会就像饥不择食但仍渴望独立的少年人，迫不及待地接纳了特别是来自美国和韩国的新事物，比如巨型教会模式、改革宗神学理论和教会结构。不可避免的是，“少年人”有时会对不同的宗派、教义和有争议的论点感到困惑，甚至分裂。

事实上，家庭教会运动见证中的本土化神学理论还需要在今后的岁月里得到思考者和实践者的反思和阐明。要想见证本土化宣教运动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很有必要从家庭教会运动的基因中发展神学和宣教学。

第二，五千年的文明

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最早在公元前1500年就有文字记载了，这与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其他古代文明交相辉映。中国注重以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和家庭伦理、荣誉/耻辱文化，热情好客，团结友爱，与圣经中的犹太传统非常相似。作为最古老的古代文明之一，中华文化的无穷智慧和高尚美德渗透进了其哲学、宗教、礼仪和文学的方方面面。这是一个巨大的宝藏，人们可以深究其文化内涵，在与福音的碰撞中有所启迪。

一些中国大学的学者对跨文化对话和比较神学进行了研究，他们被称为“文化基督徒”[5]，其中有刘小枫和何光沪。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化和基督教融合的先驱。这些知识分子身上有很多值得家庭教会学习的地方。在历史上，中国教会倾向于否定文化与历史在传福音中的相关性。现在有了良好的圣经和神学基础，是时候让教会摆脱根本的怀疑和狭隘，用福音的爱和开放进行这份事工。这是教会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因为当它参与福音中国本土化以及普世宣教事工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文化和信仰的交汇。

与本土和外国文化的接触需要学习、培养、经历和反思。这不但会帮助教会在本国生根发芽，也会避免一些既存的危险，比如宗派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和原教旨主义。

第三，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

自2010年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他以不可思议的发展速度震惊了世界：巨额海外投资、道路和建筑建设、旅游业、移民和教育出口。2011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世界总量的10%。举近几年的一些例子：阿里巴巴崛起，成为世界最大的零售交易平台；2016年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译者注)；2017年华为5G高端网络的到来——这些都是全球经济力量中意义非凡的里程碑。“中国制造”的商品就是量大质低的这种普遍印象正在我们眼前悄然改变。

2018年，中国仅大陆就有着14亿人口，在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上扮演着关键角色。教会如何抓住机遇，利用资源和人力参与到普世宣教事工中？如果每一千名信徒中有一名宣教士，那么中国应该可以差遣5万到13万宣教士。如果中国能成为最大的基督教国家，到2025年基督徒人数达1.6亿，到2032年达2.57亿，那么按照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教授杨凤岗的说法[6]，中国就会成为世界最大的宣教力量。

外探——从全球教会身上学习

第一，从错误中学习

西方宣教事工的殖民史并没有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完全正面的印象。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基督教就夹杂着帝国主义的鸦片和炮火。直到现在，基督教仍被很多中国人视为一种外国宗教，很多主体世界的国家也这样认为。西方宣教最黑暗的时候是它跟权力和金钱勾结在一起的时候：奴隶制、十字军东征、暴力、种族灭绝等等。

这是中国教会需要学习的重要功课，因为它正崛起成为一股世界力量。中国教会传递着怎样的信息？蕴含着怎样的深意？自早期教会诞生之日起，基督教世界就告诉人们基督教往往在少数群体的边缘蓬勃发展，备受逼迫和限制。耶稣的福音是透过祂子民的软弱显现出来的，就像在黑暗中明亮的星辰一样。 基督徒在困难面前祷告更加迫切，他们靠着神前行，人的软弱让神的权柄得以彰显。他们学着交托和俯伏，从神的带领下获得信心。中国教会能在这种卑微不适的处境中，在软弱中祈祷和奉献吗？

中国宣教士的困难之一就是跨文化的问题。就像生活在单一文化中的韩国人一样，大部分中国人也成长生活在汉族这个民族里，并没有接触过其他民族。海外华人也是如此，他们更喜欢华人礼拜和社交。这让教会陷于易产生民族优越感的危险境地，没有足够的开放空间和敏感性去接触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如果中国教会有意识地学着去打破隔绝，不止面向同胞，也接纳其他文化和民族，就能克服这种阻碍。这需要具备谦卑的学习精神和仆人态度。与以往直至现今的西方宣教的帝国力量不同，中国教会应该以仆人态度祝福万国——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太20：28)，不是要彰显个人，乃是要藏在基督里(西3:3)。

第二，学习其方法和工具

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教会在神学和圣经理解方面取得了巨大发展，这主要得益于海外提供的培训和大量培训资料、CD和DVD。虽然这些培训为生机勃勃的新兴教会提供了健全的教义和圣经知识，但是其中大部分培训课程中的神学理论都来自全球北部发达国家。可悲的是，植根于中国土地上的、传达“中国耶稣”，而不是“西方耶稣”的中国神学发展有限。同样令人忧心地还有，仅一小部分神学知识来自全球南部发展中国家——非洲和拉丁美洲。其结果是前者缺乏福音处境化，后者缺乏全球视野。

但是中国教会确实可以借鉴发达国家长达两千年的神学和宣教学发展。中国教会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释经学方法、神学研究方法以及牧养模式，作为参考，并在自身背景下深入思考。目标并不是要原封不动地吸收，而是要开阔视野，鼓励教会在自身背景下发展出独特的变革神学。

在跨文化宣教方面，发达国家可以借鉴给中国教会一些跨文化的学习经验，比如耐心地学习文化和语言，机敏地参与对话，谦逊地聆听其他信仰。还有一些宣教学概念，比如整体性宣教(holistic mission) 和道成肉身宣教观(incarnational mission)。

第三，学会合作

为了与全球教会合作，中国教会通过多种平台与国际伙伴建立了合作关系，这样就可以促进在中国少数民族和国外未得之民中间开展跨文化宣教事工。这种伙伴关系的形式可以帮助中国教会建立自己的派遣机制，以合作方式差派当地宣教士，或将他们吸纳进国际宣教事工中。由中国教会领导、国际伙伴在旁协助的合作尚是一片处女地。“小子”已经长大，他正经历着长大成人所必经的某种“启蒙”。他正努力克服自卑和依赖，锻炼领导能力，获得智慧和洞察力。他也有一些东西可以给予普世教会。他面前没有榜样可以效仿，他在过渡时期需要有人牵引。

除了机构间的协议或谅解备忘录之外，中国教会还需要学会在与国际合作伙伴面对面的关系基础上培养一种荣誉、尊重和信任的文化。 靠着专注耐心地彼此聆听，靠着祈祷，中国教会可以成为普世宣教事工中的关键声音，可以与神更亲近，可以对未得之民更富有激情。中国教会有自己的优势和弱点，有宣教运动的欣慰与悲哀，有对普世宣教事工的独特贡献(例如苦难神学、家庭教会模式和对传福音的狂热)，国际伙伴通过与中国教会共同思辨，可以一起服侍，也可以分享多年的宣教经验。当意识到本土化宣教运动是源于三位一体上帝的本质, [7]他们可以超越程序和模式，在神的大能之中服侍。

通过追溯、内窥和四顾，中国教会能够带着希望与期盼展望未来。

展望——机遇还是危险

中文里“危机”这个词由两个字组成：危险和机遇。体现了阴阳相生相克追求平衡的古代智慧。而教会将面临的既振奋人心，也困难重重。

机遇

沿着古代丝绸之路，中国政府提出并实施了“一带一路”项目，这是一项世界范围内的大型工程，它把中国与欧亚国家用公路、铁轨、港口和海航连接了起来。陆路计划是连接北京和中亚直至欧洲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海路计划是连接中国南方省份、东南亚和非洲东海岸的海上丝绸之路（见下图）。已经有1万亿美元被主要投资到非洲和中亚的基础设施建设中。据估计，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基础设施发展项目，覆盖了68个国家，占世界人口的65%。

与古罗马帝国相似，“一带一路”计划很可能为福音的传播开辟道路、搭建平台。政府发起的这一战略单是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就有可能使教会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未及之地(占未及之地的2/3)，这些国家主要信仰佛教(5亿)、印度教(8亿)和伊斯兰教(9亿) 的国家。

中国教会领袖对于新兴的宣教运动可以搭上雄心勃勃的政府计划的便车激动不已。人们认为“一带一路”能为基督徒创造交通和经商机会，让他们服侍这些地区的未得之民。他们认为“一带一路”正如“东风”一样，是宣教事工的关键因素。就像中国谚语说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股风已准备就绪，准备将教会带入未及之地，中国宣教运动应该借这股东风奋勇直前。事实上，商业贸易已经让这种由中国商人开创的营商事工(Business as Mission) 成为可能。

此外，中国自古以来都与阿拉伯国家保持着良好的政治与经济关系，而没有西方世界的大包袱。劳务输出、投资和工程建设为很多中国人进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打开了大门。

尽管”一带一路”是中国教会完成大使命(太28:16-20) 的天赐良机，但“一带一路”项目和中国宣教运动的关系需要经过谨慎的宣教学思考和切实的规划。那种天真乐观的观点需要经过仔细评估。

危险

伴随机遇而来的主要风险来自于帝国和宣教之间的联系。伴随着西方宣教事工的殖民史告诉我们，掺杂这两者对传福音和使福音本土化都有不利影响。尽管宣教士在医疗救助、教育和经济方面为当地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与殖民帝国密不可分的关系却给被殖民地国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疤。比如，在当今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在伊比利亚半岛，融合了军事力量和宗教狂热的“十字架与剑”(‘the Cross and Sword’) 模式下的战争持续了八个世纪(8—15世纪)。 由于圣方济修士插手当地政治力量，天主教在日本受到了三百年(16-19世纪)的迫害，几近灭亡。在遥远的非洲，戴维·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 推广的基督教、贸易、文明(Christianity, Commerce and Civilisation) “3C”政策。在短期内给当地经济和环境带来的影响是正面的，但从长期来看，它对当地民众理解基督救恩和教会带来了负面影响。

如果中国教会要与主要由政治和经济利益驱动的“一带一路”项目结合，就不可以低估这些历史教训。 如果当地民众对中国商人在柬埔寨建立的大型赌场感到不满，他们还怎么认可中国宣教士呢？如果因为缅甸当地人的反对，导致水力发电站被迫停止，中国宣教士怎么会受到欢迎呢？第一印象总比人希望停留的时间要长。中国宣教运动与“一带一路”的关系需要人们再三思量。

去年，在”一带一路”贸易项目下被差派的数千名中国宣教士中，有两名在巴基斯坦被伊斯兰国(ISIS) 绑架和杀害。他们在基达(Quetta)（巴基斯坦西部城市——译者注）的一所学校学习乌尔都语时遇害。他们的死亡引起了中巴双方的密切关注，这导致巴基斯坦方面收紧了对中国公民的签证，中国方面则驱逐了与学校有联系的韩国人。 这是“第一次”事件，如果中国教会不考虑迫害、限制签证和外交关系紧张的潜在危险，这不会是最后一次。

现代跨国活动的复杂性促使中国教会要以智慧、洞察力和胆识走这条宣教之路。

总结和建议

本文对中国本土化宣教运动进行了全面的反思。笔者建议中国教会可以从回归耶路撒冷（BTJ）运动曾经的陷阱中吸取教训，从其内在基因和传承中汲取力量，与国际教会携手合作，凭借智慧与勇气迎接未来机遇的挑战。要做到这一点，针对各方各面的宣教教育是使运动获取力量的关键因素。中国教会自知急需培训，但是从哪里开始呢？笔者有一下建议：

—完善筛选机制，挑选教育程度高、品行良好、灵命成熟的宣教士。

—从零开始为跨文化宣教士进行灵命塑造。神学和圣经知识固然重要，但缺乏祷告和与上帝的亲近，并不足以克服困难，尤其是在一次次面对危机的时候。

—宣教学的思考配合实地锻炼可以加深对跨文化宣教的认识。

—教师和导师可以与宣教士比肩同行，在旅途中给他们支持和鼓励。

—为中国宣教士定制跨文化培训资料和课程，这样可以帮助他们从中国人的角度去接触其他文化，而不是借着西方的眼睛。目前为止，500种资料中的大部分都是从英文翻译而来的。培训需要超越诸如《展望课程：宣教心视野》(Perspectives)的基础水平，着眼于更高层次的内容。

—在建立派遣机构、程序、人员关怀等方面进行培训，使宣教运动实现真正的本土化。

—在普世宣教团体、宣教中心和平台中分享经验和资源，打开合作之门，建立伙伴关系。

如果就像拿破仑说的，中国是一头沉睡的雄狮，那么这头睡狮已经醒来，开始震动这世界。当中国教会加入全球教会并踌躇满志地向万国传递福音时，中国也正在通过自省和增长智慧而走向成熟。

他难免跌倒，特别是在目前出台的新宗教政策(2018年2月1日起生效)的氛围下。我们祷告他不会在与西方或韩国宣教事工相同的地方跌倒。他会朝着未及之地前进，在世界宣教事工中留下自己的印记。他不是靠着崛起帝国的经济或政治力量，乃是跟随救世主的脚步，靠着谦卑和苦难中爱的力量。只有这样，这头沉睡的雄狮才会真正苏醒，为上帝的荣耀发出咆哮。

参考文献

[1]，Bosch, David Jacobus. Transforming Mission: Paradigm Shifts in Theology of Mission,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91.

[2]，Hattaway, Paul, Brother Yun, Peter Yongze Xu, and Enoch Wang. Back to Jerusalem—Called to Complete the Great Commission, Carlisle: Piquant, 2003.

[3]，Jin, Ezra. Back to Jerusalem with All Nations, Oxford: Regnum Books International, 2016.

[4]，Phillips, Tom, and Liushi.” China on Course to Become ‘World’s Most Christian Nation’ within 15 Years” The Telegraph,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china/10776023/C hina-on-course-to-become-worlds-most-Christian-nation-within-15-years.html.

[5]，Tang, Edmond.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China Study Journal23, no. Spring/Summ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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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 Australian Journal of Mission Studies 12, no. 1 (June 2018).

© Copyright 2018 作者：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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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aul Hattaway et al., Back to Jerusalem—Called to Complete the Great Commission, (Carlisle: Piquant, 2003), 28-45.

[2]Edmond Tang,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China Study Journal 23, no. Spring/Summer (2008), 37:作者将情绪冲动定义为亚洲基督团体的特点之一。

[3]Ezra Jin, Back to Jerusalem with All Nations, (Oxford: Regnum Books International, 2016. International, 2016).

[4]这五大主要特点由一个城市教会领袖分享，之后由陈恩藩牧师（Francis Chan）用在了2015年香港第一届“宣教中国2030”大会的发言中。

[5]“文化基督徒”是指理解同情基督教信徒但与教会没有任何联系的 中国知识分子。

[6]Tom Phillips and Liushi, “China on Course to Become ‘World’s Most Christian Nation’ within 15 Years”, The Telegraph,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china/10776023/China-on-course-to-become-worlds-most-Christian-nation-within-15-years.html,2 Mar:前提是中国教会以现在的增长速度发展。

[7]David Jacobus Bosch, Transforming Mission: Paradigm Shifts in Theology of Mission,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91), 390, cf. 289-393:博奇写道：“人们认为宣教使命是由神的本质而来……教会是宣教使命的工具……有使命才有了教会，而不是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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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参见这些文章 (See these articles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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